由于张蔚林事件，以及蒋介石骂他连睡在身边的共产党组织都没有打进去，所以他一发觉吴景中提供的这一可以拉拢共产党员的关系，便急不可待，第二天就想请这位在重庆工作的共产党员来，由他亲自出马，进行收买利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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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我决定自己驾车陪吴景中去接这位客人，一方面表示戴笠对客人的重视，同时还带点威胁气氛。我和吴景中去到这位客人住处，见到他以后，吴便向他说明，戴笠很想见见他，并请他去吃饭，还把我向他作了介绍，说是戴笠派我代表他来请客人的。这些话说完之后，那位客人却出人意料地一口谢绝了。我只记得他是带点埋怨吴的口气说，前几天见面后，他只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往来，吴既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与戴笠见面，更没有告诉他戴笠要请他吃饭，所以今天他不能去；并向我表示说，谢谢戴，他实在抽不出时间来，将来如果他认为有必要，再去拜会。我一听就火了，心想：这人真不识抬举，多少人攀都攀不上戴笠，今天你却请都请不去。我代替戴笠去请过的客人，有国民党政府中的院长、部长、省主席，军队中什么总司令一类的人，都是一请即到，而这样一个无名之辈，却这么大的架子，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，我便把脸一沉，说了一声：'请考虑一下，要是不接受邀请，我是没法回去复命的。'他看我全身武装，腰皮带上还挂了一支精美的左轮手枪，又用这种威胁性的口吻来回答他，便把脸转过去不理我，只一个劲儿地埋怨吴景中。记得我们回到'漱庐'，戴笠听到门口汽车停车的声音。便叫几个准备作陪的军统大特务出来迎接。他们只看到我和吴下车，便大失所望，一致埋怨吴景中，肯定戴签会要大发雷霆。果不出所料，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，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。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，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，他才叫大家吃饭。我把这顿饭准备得特别丰盛。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，因为与我无关，我吃得很舒服。

这一段往事，徐冰副部长一提，我才回想起来。他还告诉我，我离开时那种令人气愤的神情和粗野的举动，使他既感到可笑，也感到这将是一种不祥之兆。果然，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，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，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，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。我以为他是在找我算旧账了，便一个劲儿地向他表示歉意。他却笑了起来，一再安慰我，说提提这些往事，是希望我在写军统罪行材料时，把这种'霸王请客'的事也不妨写写，好让人知道军统和戴笠搞的这一套，并不是要来追究我的什么。我听了虽然宽了一点心，但总感到这件事他既不忘记，将来总会对我有形无形地'还治'一下，所以我一看到他，总是忐忑不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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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人意料的是徐冰当了部长后，1964年上半年，我们在京的十几个特赦人员带着家眷去东南几省参观回来，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在政协礼堂三会议室请我们吃饭时，他也来了，并对我特别热情，拉着我和他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，还问我最近写材料的情况。这使我非常感动。

1962年，我到政协工作后的第一个夏天，夜晚去政协礼堂楼顶花园乘凉。这里几乎每晚都有纳凉晚会。一些不离开北京去外地避暑的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，常来这里乘凉。文史专员们也得到周总理的指示，可以享受这一待遇。乘凉晚会的主持人，是全国政协委员、相声大师侯宝林。他不但能请许多名艺人来这里表演，而且自己还要来上一两个精彩节目。这样，既能乘凉，又能看到精湛的文艺表演，所以纳凉晚会经常是满座。

有天晚上我去得迟一步，已找不到座位了，便站着看评剧名演员的折子戏。这时，我发现坐在我身边不远的一位干部面孔相当熟，但记不起姓甚名谁。特赦战犯们的一种自卑感，早已使我养成了一种不敢高攀的习性。即使是过去相当熟的人，如果他不先喊我，我决不敢去招呼他，宁可得罪人，也比碰钉子好过些。没有好久，这位面熟的人，忽然有人来找他，便匆匆站起来走了。礼堂的服务人员招呼我去坐那个位子，我顺便小声问了一句：这位走了的人是谁？他说，是王昆仑副市长。我一听到这名字，才深庆自己没有冒冒失失先去招呼他。过去他和我不但不是朋友，而是几乎被我逮捕起来的革命人士。往事如烟，但在我的脑中仍留下不少痕迹。

抗日战争前，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，便和这位王副市长见过几次。他现在决不会记得，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，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家中时，经常看到在辣斐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，便有我在内。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属于孙科'太子系'的重要骨干，可是他并不替国民党做事，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。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，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区注意他的活动。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，我就得负责侦察、监视。

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：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时候，这位王委员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，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，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。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，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。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，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，也敢于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。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处的重点黑名单。那次得到的情报是，他名义上是请客游园，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。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12名特务，分成三批，先后去布置、侦察，必要时，全部予以逮捕。

那次，我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，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，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。可能是由于情报日期不准确，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，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，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。我有点急了，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（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）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，发现有请客的准备，才安心等在附近。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天，上海方面来的人，也分批到了，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，接着有吴茂苏、孙晓村等人，常监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识这些常去辣斐坊王家的客人。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，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员？谁也弄不清楚。这时我考虑再三，不敢随便动手。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联系好了，逮捕时，会出动警察等来协助，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敢告诉他们。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就会出问题。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，戴笠一再叮嘱我，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。否则，孙科系统的人是会大吵大闹的，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，或者那个共产党要员没有去，就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，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，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，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，万一全部抓起来，没有找到证据，那么，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，我可担不起。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，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，结果汪精卫出面大吵一顿，戴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，还将唐纵撤了职。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。我当时唯一的希望，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，去了解这些人在太湖别墅内的活动情况，再进行研究。得到的消息，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等外，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。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，因为太没有把握，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，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，怎么下台？'捉虎容易放虎难'，我于是没有敢去冒风险。好在他们没有停留好久，又都走了。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，自己去南京见戴笠，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加活动，所以不敢随便抓这批人。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、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。他认为迟早能找到逮捕王昆仑的理由，而又让孙科闹不起来。可是一直到抗战开始，还没有找到足以构成逮捕王的证据，但特务们又明明知道他在搞反活动，而且有一帮人都和他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。戴笠曾一度准备在上海暗杀他，问我去法租界内把王昆仑干掉有无把握。我回答他：只要他下命令，我立即进行布置，保证能完成任务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命令他一直没有下给我。我也乐得不去催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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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坐在王昆仑坐过的藤椅上，脑海里翻腾的是这一桩的往日罪行，对台上表演的节目几乎视而不见。一直等到晚会宣布结束，我才慢慢地站起来，默默地走回家去。路上我想到的是王昆仑兄妹和吴茂、孙晓村等这几副熟识的面孔。我想将来见到他们时，该怎么说呢？

我从到全国政协以后，在许多活动场合中，遇到过许多过去直接与间接触到我和军统特务迫害过的民主人士。如果不是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，可以肯定，我会处处遇到与我作对的冤家。狭路相逢，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。今天，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，冤家成为朋友，再没有冤家路窄之感了！这种变化，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，别人说给我听，我是会怀疑的。当然，这不只是少数人的变化，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。我所遇到过去的冤家，更不止上面举出的这些，还有比这多得多的，我没有写出来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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